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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一个星期四，在去香港的路上，结识了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人。他是老革命，自称八十三岁，看他的离休证却是一九二四年生，我理解他可能是回避中国人的“七十三、八十四”。
他个头不高，精神极好。那么大年纪了，言谈举止透着一股英武之气，真是少见。听说他是一个人来香港，周围的人无不抱着差异的目光。他说，这算什么，我每年从东北吉林老家到南方来住来玩，一直是独来独往。
他住儿子或者女儿家，说起来原来离我住的地方不算远，他说他认定我是一个好人，一定要找我坐一坐。他这样说我自然是受宠若惊，但是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，因为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在他面前表现了什么好。
今天中午他说来就来，到我家已经下午一点左右。
我为他准备了几个小菜，我们一边喝着陈酿花雕酒，一边聊着家常。他谈的兴浓，我听的入耳。
我们拉扯了几句家常，他冷不丁就插了一句让我震惊的话，他说他本来是早该死的人了，一生有三次大劫难，哪一次都该死，结果都活出来了。在我好奇的追问下，他开始了一口气的诉说。
他告诉我第一次劫难：
伪满时期，我们全家在黑龙江肇源，家境还不错。父亲卖了一头牛，让我读完了高中。抗战胜利，我们决定搬家回吉林。走到半路，遇上了胡子（即土匪），他们一个个高头大马，劫持了我们就让我坐在最后的马车上随着走。
后来不知为什么枪声响起来，那马车一惊，马就狂奔起来窜进一条偏路，马车翻了起来，我的脚就插在朝上的车轮的空隙里，倒挂在了车上。我想，我完了，马还在狂跑，路坎坎坷坷，不管那马是跑还是停，那车再一翻，我就没命了。
就在我等死的时候，枪声忽然停止，马也停住，车也不偏不倚恰恰停在了那一小块平地上刚好没有翻倒。
我没死，也没受伤，只是受了惊。真玄乎。
他告诉我第二次劫难：
我们哥俩在老家参军，弟弟比我先走一步，去了三十八军。
我去朝鲜，真是沾了有文化的光，师部在锦州，我一进部队就跟着团长作警卫、秘书工作，后来就到前线连队作指导员。所以，我当兵从来就没抗过大枪，一直是使用短枪。我们在打仗的时候，中国还没公开宣布抗美援朝。
我们对付的是联合国军，先头部队是土耳其的。在朝鲜的“球场战役”(他在桌子上比划出球场两个字)，那次太惨烈了。全连一百八十多个人，就剩了我们八个，连长也牺牲了。
死的人是一片一片的，走路都要在死尸的缝里插脚，那时候就觉得人的命就象是蚂蚁。白天我们基本是猫在山洞里，晚上就出来拼命。
那次全连只剩下的八个人，其中有四个受伤，我是既没有死，也没有受伤。我真命大啊。
他告诉我第三次劫难：
五九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，之前我在坦克学校，是副政委。
回到地方，先是给各单位作报告。然后就是工作，那时候工作就开会比吹牛，谁能吹谁就是好样的。你说收入过亿，我就说两个亿，比着吹。
到了文化大革命，我那时候是市机电公司一把手，造反派整天把我拉出去批斗，罪名是走资派，执行刘邓路线。
他们嫌我不认罪，有一天把我拉出去，后来就蒙住我的眼睛把我拖到一个小屋里。用钢鞭（他比划着，意思是拧起来的钢鞭），抽打我。我的衣服被打成一缕一缕的，我昏死后，他们往我身上浇了六桶水（他特别强调了六桶水，这数字肯定是事后知道的），我才苏醒过来。
那次打的太惨了，我身上的布条都渗进了肉里，往下扯都带血带肉。就那样，我还是没死，挺过来了。
说到这里，他苦笑了一下告诉我：后来，这些人都没得好下场。
他稍微停顿了一下，情绪有些激动：那可是八十万人的生命啊。我知道他说的是朝鲜战场，就纠正他说，应该是牺牲了三十多万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用不须质疑的神态说：我知道，现在是这样公布，那时候我们军队内部有战报，说我们的死亡是八十来万，说消灭了敌人一百二十多万。
从激动中他恢复平静，接着又陷入沉思。他说，他跟着老毛干革命一辈子没得好，除了卖命，就是挨整，不是三反五反，就是三查五查，不是右倾，就是反党，天天不得消停。老伴拉扯着五个孩子，还得上班，吃苦受累，担惊受怕。这些年日子好了，她也去世了。
他黯然了，我专心听着，情绪深深受到这位老人的感染。
他再三郑重的向我约定，明年一定到他的东北老家去，他愿意和我一起再到长白山一带去转一转。他给我留下了详细的联系方式。
这位老人的所在城市，我在十几年前去过两次，而且有一段先是被劫持，后又被礼遇的小小传奇。然而，面对着这样一位老人，我对自己的事情什么也不想说。
我送走他，临时打消了出门办事的计划，心情有些沉重的坐下来记下了他的话。
我将永远记住：东北吉林有一位叫黄浦的老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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